新综网

 找回密码
 立即注册
查看: 2802|回复: 9

[散打] 展新都:在新都当知青的日子

[复制链接]
发表于 2013-3-17 23:32:1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本帖最后由 崭新之都 于 2013-3-17 23:36 编辑
本文原载于  北岳文艺出版社 《咱们老三届》
说明:作者1969年下到新都县新农公社11大队3小队,1975年12月调回成都当工人,经个人奋斗后调到成都某市级机关工作,现已退休。

凄 婉 的 歌

张 治 玲

那 年,我 十 六 岁

那年,我16岁。

只读了1年初中的我身高140公分,体重27公斤。

妈妈状起胆子去找学校的工宣队,说她的女儿又矮又小又黑又瘦,可怜兮兮的,是否可以等她稍长大一点儿再去农村?

工宣队的师父却说,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分年龄大小高低胖瘦,当年跟红军走的放牛娃,如今不是成了老革命么?

于是,在一片锣鼓声中,不管你愿意不愿意,“批准”你上山下乡的大红喜报,就贴到了我家门板上。

看着那张红彤彤的喜报,我想,比起3年前红卫兵贴在我家门前的“抄家通告”简直是一个“飞跃”了。因为现在别人强制你去“革命”了,而那时是不准“革命”的。

当我在“广阔天地”吃尽种种苦头的时候,我才恍然大悟:抄家通告失去的仅仅是“金银财宝细软” ,而那张大红喜报要我付出的代价,却是我的整个青春。我宁愿再来一百次抄家,也不愿要那张喜报。

带着一丝淡淡的惆怅,抱着一本沉重的户口簿,我来到成都市东城区的一个派出所。在办户口迁移证的时候,我怯生生地对户籍警说:“我名字的‘林’是这个‘玲’,能改一下吗?”他笑嘻嘻的说:“可以!可以!”

别人都说派出所的门难进,脸难看。此话也不尽然,当年我下户口时的那张脸,怎么就那样宽容?

走出派出所,手中的户口簿顿时轻了许多许多,这个“生死簿”上再也没有容纳我的位置了

那一天终于来临了,1969年3月5日。

很多人的那一天都从哭开始的。

我却想哭也无泪。我的眼泪从1966年秋那幅“老子革命儿好汉,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对联出现在蓉城街头、校园的时候就开始往下流,流了3年,早就流干了。今天,当我提笔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,我的眼泪却唰唰地流下来了。

那一天,一辆长途客车出北门,把我们姊妹俩和一个女同学载到了川西坝子的一个场镇上。

几个同我们大小差不多的农村姑娘,早已在车站等候。她们七手八脚地抢着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,还有一架鸡公车,推着大的行礼嘎叽嘎叽地在前面开路。

我抱起一床席子,跟着这支队伍,就像川西坝子上走在结婚“过礼队”最后面抱席子的红媒婆。

穿过场镇的街道,就踏上了一条旁溪的小路。我在途中服了两颗晕车药,下车就想睡觉,边走眼皮边打架,跌跌撞撞迷迷糊糊地做起白日梦来…….

1968年12月22日那个严寒的夜晚,广播里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: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”

我们成都19中的红卫兵,高举红旗,敲锣打鼓,抬起“坚决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”的决心书,一窝蜂地朝“四川省革委会”的驻地拥去。我们边奔跑,边高喊口号,如痴如狂,像是喝醉了酒。我们根本没有回过神来,这个“最新指示”等待着我们的命运将会是什么。由于我校的红卫兵表态及时,紧跟坚决,结果“抢”到一个神圣的使命——全校1000多人到最贫穷最落后的四川省渡口市的农村去插队。

一切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。首先是动员,接着是“自由组合”,最后是由校革委和工人阶级宣传队“民主集中。”

我是“黑狗崽子”,班上没有同学想要我。于是,我被“集中”到高中的一拨“黑五类”当中去了。

我的名字被分配到渡口市农村一个山顶上的公社,看着贴出的红榜,我想这样也好,免得老鸦嫌猪黑。

那年月,只要你肯下农村,想跟哪个学校走,有个同学牵线就行。毛主席说过,各地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嘛。

一天,妈妈说,找熟人把你转到25中去,跟着他们去剑阁县,总比到渡口的大山强。我说:“对嘛”。于是,我的名字就被划到了剑阁县。

又一天,妈妈说,把你弄到A县去“投亲靠友”吧,免得那些“红五类”同学到农村去揭我们的“老底”。我说,“随便你”。于是,我的名字又被拨到了A县。这一次动了真格。

一个“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”的知青盅盅;

一床旧蚊帐布改成的“新被盖”;

一件妈妈做新娘时穿的烂毛线衣;

一张单人灯草席……

这就是妈妈打点给我的全部行装。因为被抄家,什么东西都被红卫兵拿走了,妈妈能给女儿的,就只有一颗抄不走的心了…….

不知走过了几弯几倒拐,我们这支七零八落的队伍,终于走完了7公里的田间小道,来到指定给知青的茅草房。

还好,与别人养的猪为邻,省却了我们处理邻居关系的麻烦。

我只记得,一走进屋,就看见给我们准备的小木床上已被热心人铺上了干谷草,我如获救星,赶紧把手中的席子打开,一头栽将上去,便昏昏沉沉地往下沉,往下沉……

象是在大海的波涛中,我乘上一条小船。


 楼主| 发表于 2013-3-17 23:33:59 | 显示全部楼层
本帖最后由 崭新之都 于 2013-3-17 23:37 编辑

倒 找 户

摆在我面前的7个发黄的本本是历史的见证,是我在农村7年的“创业”史。

每个本本都一样,红色的一面叫《社员预支手册》,上方印有最高指示:“要节约闹革命”。其言下之意是叫你伸手向生产队借钱借粮借东西的时候,要适可而止;蓝色的一面叫《社员投资手册》,上方印有毛主席语录:“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”这是告诉你,要改变自己的“一穷二白”,别人是靠不住的。同时,这个本本上还有《社员劳动手册》这是你修理地球,卖了多少命的清单,社员们把它叫做划圈圈,城里人说是考勤簿。

这里,我仅仅将《社员劳动手册》上的记录拉出一张清单,免费为研究我国当代农村经济发展史的人提供第一手资料:

一个女知青下乡7年的创业史

未命名1341.jpg


这张清单,不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,是怎么也看不明白弄不清楚的。

   话得从当年说起,毛主席说:“农业学大寨。”全国8亿农民都一齐念上了陈永贵的“经”。

   我下乡的生产队学大寨的记工法是,把一个青壮年的全劳力全天出满工记为10分,即一个劳动日,这是核算社员劳动报酬的基本单位。他们按性别把劳动力分为两大类,各类劳动力内部又分成4个等级,再按劳力的强弱定工分。男社员干一天依次是10、9、8、7分;女社员干一天则是7、6、5、4、分。

   工业总产值,越高效益越好。而生产队的工分却总数越多价值越低。用农民的话说,田里只出一个馍馍,工分越少,馍馍就分得多点儿,反之,发出成千上万个工分去分这块馍馍,这工分也就不值钱了。

   这个死理,庄稼人清楚。所有的人都想把自己的工分尽量评高一点,把别人的工分尽量压低些。因此,生产队评起工分来,那严肃紧张的神情,紧抠细掂的态度,决不比今天知识分子评定职称时那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逊色。

   川西平原,人多地少,一年两季。农村的“失业”现象比城市还严重,一年当中的1、2、3、6、7、8、这几个月基本没活儿干,偶尔有点农活儿,还不够队长的舅子老表干,一般农民都挤不上,知青就更轮不到了。因此,一个女知青在那地方一年能干上半年的活儿,也算是了不起了。想多挣工分,还没门呢!

每每生产队有活儿干,社员们就争着上,争得面红耳赤,直到打将起来。

每每生产队开过调整、评定工分的大会之后,升了级的自不必说,那吃了亏的,没赶上“车”的,便寻死觅活,“哭声直上九重霄!”

这工分是他们碗里舀的,锅里挑的,一句话——命根子。

知青下乡给农民带来的结果,就是给他们本来就清得翻波浪的稀饭再加一瓢水。

下乡两个月后,生产队终于给我们三个女知青评定了工分:姐姐和另外一个同学每天评4分,我每天评3分。

队长说,凭姐姐她们的个头儿,勉强算个最低等。而我呢?只抵得上一个10来岁的小娃娃。

我干一天挣3个工分(即打3折)——中国知青之最!

那年结算,每个劳动日值0.17元,也就是说,我累得头昏眼花心发慌地干了10多个小时下来,所得报酬仅折合人民币5分1厘钱。

5分钱,现在你把它丢到马路边,叫花子也不会去躬腰捡!

下乡几个月后,公社召开了一次知青会。书记对咱进行了一阵再教育后,开始了解知青生活劳动情况,以示关怀。轮到我们报“评工分”情况时,“3分、4分……”姐姐话还未完,知青们就哄堂大笑起来,笑过之后,大家又起哄,要书记去帮我们讨个公平。

几天以后,队长通知我们:“给你们每人加1分。”尾子上却甩出一句:“有事又到公社去告嘛!”

从此,我便进入最低档次的行列,每干一天评4分,增加了1分7厘钱的收入。

第一年,我共出工126天,挣得504分,折合50个劳动日,年终结算报酬为8.56元,毫无凝问,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!

1971年初,我姐姐突然得到一张招工通知,返回了蓉城。这次招工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,我和姐姐的“勤快”,在全公社是出了名的,招工的人一到公社,分管知青的干部一推荐就算数。

第一批上调的知青走了,众知青才回过神来,于是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返城而开始“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”了。

我没有任何门道,只好采取“革命加拼命,拼命干革命”的蛮干战术去挣表现了,有《十六字令》两首为证:





面朝黄土背朝天。

要吃饭,

就得拼命干!



干,

知青为了挣表现。

问上帝,

归途待何天?


这一干,硬是把个头儿干高了一截,由下乡时的140公分长到了150多公分,体重也增加了10公斤。队长高兴了,慷慨地给我加了1分,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半劳力,一天挣5分,从此也就一锤定音,再也没有变动过。

这一年,我共出工223天,挣得1115分,劳动报酬25.65元,区区小数,可也是第一年的3倍。人民公社,蒸蒸日上嘛!

1972年,我出工244天,挣了1221分,创造了我7年农龄中最辉煌的纪录。遗憾的是,这豁出去的结果并没给我带来效益。生产队的劳动日又贬值了,每个仅值两角。分粮食时,我还该倒补生产队17.10元,成了“倒找户”。

假使你去请一个小保姆到家中干活儿,到了年终,你不但不开工钱,还拿出一把算盘,“三下五去二”,一拔,说她这一年干的活连饭钱都抵不够,叫她拿钱出来倒补,那小保姆不跳起来骂你比“刘文彩”还“刘文彩”才怪!而那时的我,却是一个典型的顺民,每逢倒补,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去找妈妈要钱。否则,队长是决不会分米给我下锅的。他从来就不怕当“刘文彩”!

那时,我下乡已整整四年了。周围的知青都阴一个阳一个地溜了,而我呢,连一丁点儿走的希望也没有。一次到公社开会,我去找书记,他却对我说:“你们两姊妹走一个都算不错了,还有两姊妹连一个都没走脱的呢!”

我终于垮了,彻底地垮了。

1973年,我仅挣了632分。

1974年,倒补生产队26.61元。

1975年,倒补35.20元,因为这一年“丰收”了,全年居然连谷带壳地分了600斤粮食,分得多,当然也就“超支”得多了,得倒补更多的钱。

如果说1972年我还是“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”的话,那么到了1975年,我已是“日薄西山,气息奄奄”了。

当我在田间有气无力地挖土时,我时常用锄把下颏撑起,仰望苍天:“问问问,哪一块天是我的天?”

要是我再不调走,可能就要由“倒找户”变成“五保户”了。

我的天!

 楼主| 发表于 2013-3-17 23:35:41 | 显示全部楼层
重     祭

这是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里一个普普通通的知青的悲惨故事。

24年过去了,他自刭的场面我没亲眼得见,然而那条“殷红的小溪”却刀刻斧凿般留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我们属于同一类人,在共同的岁月里,有着共同的遭遇和不幸,我们都一度被排斥于社会之外。

我终于有幸从迷茫的昨天走了出来,而他却永远留在那一片混沌的长夜里了。

今天,终于到了我履行当年对这个雄鬼许下诺言的时候,“待到公正的那一天,我一定重新把您祭奠!”

他叫向明,是我校初67级的学生,不高却笃实的身体上托着一个充满“革命幻想”的脑袋。

一手漂亮的蜡版字,刻得人见人夸,那用排笔上街写大幅标语的“几刷子”,更是叫人赞叹不已。因此,他成了全校很有名气的“书法家”。

他也同我们一样,“投亲靠友”下农村,我们到的是A县,他到的是B县。更重要的区别在于,他挂靠的那个“亲”,是一个倒霉的地主婆。

生产队长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贫农,抓阶级斗争比他抓生产更灵,更有成绩。

向明一下放到他们生产队,就被这个队长划到“地富反坏右”的阶级敌人行列中去了。无论是听中央文件,搞革命大批判,还是开社员大会,统统都不要向明去参加。

开始,向明并不在意,他还以为是队长忘了通知自己。可几次都忘了,他就有点按捺不住了。

一天,生产队开会听文件,向明便主动到了会场。谁知队长却明明白白地对他说:“这是贫下中农听文件的大会,地富反坏分子及家属一律不能参加。”

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知识青年,响应毛主席的号召,满怀信心地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竟然被“教育”到牛鬼蛇神的队伍中去了。

没有一个同学或朋友在身边,他万般委屈,无人诉说。连一个普普通通农民享有的最起码的政治权利也被剥夺了,还谈得上什么“革命”呢?

一种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的孤独和痛苦,紧紧地缠绕着他,他感到迷茫、绝望……

于是,在一个凄苦的夜晚,在生产队一间牛圈房的隔壁,他躺在床上,用一把杀牛的长刀,把自己的颈项割了个大口子,结束了他17岁的生命。

他脑袋仰挂在床沿边,眼睛睁得鼓鼓的,鲜血从床沿边流下,一滴一滴地,穿出门槛下的空隙,一直流到晒坝中间。

一条殷红的小溪!

事发后,一个农民说,头天下午,他看见向明蹲在一个小石板桥上,霍霍霍地在磨一把长刀,他从向明身上跨过去时,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。

噩耗传来,我们都怵然了。一种残酷的窒息,使我好半天才透过气来,随之而来的,就是想嚎叫几声,叫它个天崩地裂!

我赶紧用手捂住嘴,尽力地克制自己,然而,止不住的泪水还是涌出了眼眶……

不知是悲,是愤,还是同病相怜!

我哽咽着说,哪怕是能去参加他的葬礼也好。姐姐说:“那我们去给队长请个假,回成都再找人带路去吧!

差几步就要走拢队长的家了,我突然停住脚道:“你说生产队规定什么人出门得给队长请假?”

“五类分子。”姐姐说。

“对了,我们又不是‘五类分子’!人家农民赶场上街走亲戚都不请假,凭什么要我们请假?”我愤愤然道。

瞬间,我们转身就走,边走边骂,越骂越气。向明为了一个知青应有的政治权利,毅然以死抗争,我们为什么不能享有同社员一样的自由呢?尽管农民又苦又累又穷又没希望,但唯一的好处就是有这点自由。

仿佛我们不去争这点儿自由,向明的血就白流了。这是死者给予生者的启示。

我们当天就赶回了成都。一打听,人已在几天前埋葬了。

听说下葬那天,坟前只有向明的妈妈和那个老泪纵横的地主婆。

那个年代,“自杀就意味着背叛”,一个“自绝于革命和人民”的“叛徒”,有几个人敢去问津呢?而他的父亲呢,听说是一个右派,早就死在一个劳改农场里了。

那个萧瑟的夜,月好明!真是“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?”

我徘徊在古老的锦江河畔,望着那远处越来越窄的灰色江面,只觉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!

我把一张集体照片上的他剪下来,贴在一张纸上,画上一个黑框框。在下面端端正正地写上一行字:

向明同学永垂不朽!

接着,又写下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祭文:



向明,您在哪里?

在这个世界上,

再也看不到您高大的身影,

再也听不到您悲壮的呼声。

安息吧,同类啊!

待到公正的那一天,我一定重新把您祭奠。

悲痛绞断我的肝肠,

血泪洗净我的心房。

苍松为您垂首,

雄鹰为您低翔!

 楼主| 发表于 2013-3-17 23:36:07 | 显示全部楼层
四十斤肉票“跳农门”


1975年12月21日。


寒风凛冽,雪花飘飘。


吃过早饭,队长来通知我去“打土巴”。


我扛起锄头缩头缩脑地去了。


好冷啊!使劲挖又累又热,停下偷懒又冷又瑟,“乍暖还寒时分,最难将息。”


排在我旁边的潘大娘,用锄把撑在胸前,叹了口气说:“又冷又饿,要是我当了周总理那一角儿,一定要天天走到街上‘国营食堂’去吃一份3角2的回锅肉。”


想当总理,仅仅是为了一份回锅肉!可见当时的肉,在饥肠辘辘的农民心目中,占有好重的分量。


那年头,农民要辛苦一年,才能养出一头肥猪来。若是够了国家规定的最起码标准130斤以上,被肉食品站收购以后,便返回你15斤肉票。


15斤肉票,可要供全家妻儿老小吃一年。


那镇上的居民,国家每月每人仅供应半斤肉。


肉少,人人都想买肥肉。成都当时有一句流行话叫“人熟了,割保肋搭板油”!


“肉!肉!肉!”一个爱开玩笑的大伯狠狠地挖下一锄说,“我好久没沾肉,牙巴都生锈了。”


他的话惹得干活儿的人都笑起来了。


这时,田坎上突然有人叫我,是大队团支部书记珍珍。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我面前,开口就是“对不起,对不起!”这可把我懵住了。


她说,昨天到公社,带回一通知,要我今天早上9点钟到镇上去,可现在都10点过了,她才想起这事。


我说,开会?何必那么认真?


“招工的!”这下她才说到点子上。


我一把抢过《通知》拔腿就跑。不知是谁摆了一辆自行车在田边上,天助我也!我抓起就飞将上去。


一路上桥桥板板,全然不顾,半米宽的田坎路上结了许多薄冰,压得嚓嚓嚓直响。


我飞车来到镇上,按通知的地址寻去。


国营旅馆的一个守门大爷接待了我。


“101号房住的人刚走,说是回成都去了。”


我像泄了气的皮球,顿时瘫软在一张长凳上。这时,我才感觉到,双手全被冻得失去了知觉,一道道裂口直冒血珠儿。


到了身边的机会,又错过了,我好伤心好伤心。那绝望的心情,简直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。往事一幕一幕地闪现在我的眼前,命运总是捉弄人。


1972年秋,大队支书走来给我说,他到公社去开会,恰恰碰到四川省化工研究所来招工,他赶紧把我的名字推荐上去,并亲眼见那招工的人把我的名字写到他的本本上。


那晚,我兴奋得通夜没合眼,可等了几天也没音讯。直到一个知青朋友来告别,说是被调到省化工研究所去工作,我才知道自己落空了。


1974年夏,我被推荐到公社去当“工农兵学员”的候选人。因为毛主席说了“大学还是要办的。”


十几个暂时的幸运儿挤在川大数学系一个老师的周围。他给大家出了两道智力测验题:用几个限溶量的瓶子倒油和计算年龄。


大家拼命地算呀算,都想争取个好印象。最后,只有我一人算出了结果,而且完全正确。


那老师对着我连声说不错不错,并感叹道:“其实,我们也想招些聪明的人入学,那些瓜兮兮的,拿到学校去咋个教哟!”


结果,命运还是捉弄了我。考试成绩被张铁生搅得稀烂,我最终没得到入学通知。


有人怂恿我到县招办去问问,说是招办还留有本地中专师范学校的名额。我抱着一线希望去了。结果,连招生办的门在哪里都没找到。


我徘徊在A县街头正不知所措,却碰到了我们公社的一个革委会副主任。我赶紧央求他带我去招办问一下。


他笑了笑说:“实话告诉你,这招生的政审比招工还严。‘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’名额有限,我们公社根本没分到。”


“唉,”他叹道,“天不早了,快回去吧,还有几十里呢!”


我眼里噙满泪水,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这个该诅咒的县城。


1975年夏,我又被推荐到公社白当了一回“陪衬人”。


毛主席说,《红楼梦》是一本好书。于是全国几亿人都读《红楼梦》。一个公社领导将我的一套《红楼梦》“借”到手后,高兴了,便悄悄地给我透露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闻——


“事情都过去了”,他说,“前一晌招生,我好歹想把你‘编’出去,极力介绍你在农村的表现情况,并大讲而特讲‘要有成分论,但不唯成分论。’有几个招生的都被说动了,我赶紧递上你写的《下乡总结》材料。他们轮着看,都齐声叫好。还夸你的《总结》文字通顺,语言流畅,感人至深,并点头要‘考虑考虑’你。


“谁知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。他把你的《总结》看了又看,翻了又翻,突然发表了‘高见’——一个初68级的女生,读了几天书?文章写得这么好,看这笔迹就是男人写的,肯定是找人帮忙写的!这么不老实的人,难道是‘可以教育好的’吗?”


“哦……其余的招生者茅塞顿开。于是大家共诛之,全体共讨之。”


我听了遗憾地问他,当时怎么不站出来帮我证明一下,或是把我叫到公社去当面考证。


“我说了,这《总结》真是你自己写的。可他们根本不信,我就不便再多说。说多了,他们还以为我吃了你好多欺头呢?这不,我就只借了你一套《红楼梦》嘛。”


也许是经过的“事变”太多,我苦笑了一下,平平静静地接受了这个诽谤。


大学梦是被彻底地粉碎了!小时候就读了高玉宝的《我要读书》。可是到今日的我,连像高玉宝那样在学校门前望一望的机会也没有。


“小女子,你找的那个人转来了。”那个守门人的话,把我从回忆中惊醒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见一穿旧军装的中年男子正在柜台边办事。


我赶紧跑过去叫一声师傅,便递过了那张《通知》。


他接过去,“哦”了一声,便开始把我从头看到脚。末了,眼光停留在我的脚上。我这才发现满脚都沾上了泥土,一只棉鞋的前尖还爆出了白色的棉花。


我难堪地解释道,刚才自己是在田里“打土巴”,别人才来通知我,我见迟了,丢脱锄头就开跑,弄得这满身……



他点了点头,笑着说:“我还以为你当工人都不想来呢!既然来了,我们就边走边谈吧。快12点了,我已买好1点钟回成都的汽车票。刚才我忘了退旅馆的钥匙,我垫了1元钱押金的。”


好险啊,天不绝我也!


于是,我们边走边说,有问有答,话还颇融洽。


他说,这次到A县招工,只有五个指标,其中三个是指定的子女“内招”。县委一个要员的侄儿在我们公社当知青,余下的两个指标便拨到了我们公社。这个“侄儿”硬梆梆地占了一个指标,余下一个,公社一位副头目刚下农村一年多的侄女又冒了出来。眼看就要“拍板”了,另一个叫“老乡长”的人却说了句:“11大队那个成都女子已在这儿7年了,他们大队书记找我反映了好多回哟。”


局面僵持了,于是一个指标便发出了两张面谈《通知》。


“师傅,你到底招哪个呀?”我着急了。


“这事,得回去研究研究,我也作不了主。再说,我要你,不要那‘侄女’,公社盖章那一关,过得了吗?”他把我的心说得七上八下。


我决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,一直跟着他走。都快要走拢车站了,他突然指着路边一个肉店里挂的猪肉说:“要过年了,要是你师娘出来看到这么好的肉,不晓得好喜欢哟。”


天啊!我连这个人姓什名谁都还没搞清楚,他却不见外地要我拜“师娘”了


顿时,我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——他是在给我派“任务”了。


我连忙抛出:“太巧了,我有肉票,没钱买,过几天就要作废了。你把它买回去,师娘肯定要表扬你。”


他乐了,说了一声:“走哇!”


我吓出一身冷汗,身上一两肉票也没有,却夸下这海口。


我硬着头皮跟他走到了肉店前,买肉的人把肉架子围得水泄不通。


感谢上帝给人类以智慧。


我突然灵机一动,说:“师傅,我去找个熟人来,帮你割肥的。”


他连连点头,甚是赞成。我拔腿就跑,边跑边打主意。到黑市去买高价肉票吧,可腰无半文。借!对了,到A县当了七年知青,多少也结识了些朋友。我一个个地筛选,最后把目标落到一个忘年交的身上。


这个有文化素养的老太婆,是镇上的居民。她有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边疆教书。每年她都要想方设法通过黑市给女儿准备几十斤腊肉,带到边疆去打发日子。


我跑拢她家就喊:“三姑婆,我有急用,要借肉票。”


“你自己拿吧,在抽屉里,我的油锅烧辣了。”


我拉开抽屉,抓起肉票一数,有40斤,全拿了。啊,我的忘年交!


我气喘吁吁地跑到肉店前,说:“师傅,那熟人没找到,还是我挤进去帮你买吧。”他马上掏出30元钱。记得那年头的肉,四川区县地区每斤才6角多。


我拿出浑身解数,仗着个子小,从人缝中挤将进去。


“师傅,请把那几片板油全都称给我,其余的割成保肋!”我高声叫道。


一个“刀儿匠”立即接过了我的钱票并一一照办。几个在前面挤了好久都还没买到手的农民气得直瞪眼。


在卖肉人的眼目中,知青比农民要高一篾片儿。我的成都口音与当地人不同,一听就知道是“洋知青”。


8斤猪板油和32斤保肋肉,我把它们紧紧地抱在身上,就像是在汪洋中抓到了一只救生圈。


我抱起肉使劲地挤出来,正愁没装的,突然,我那“师傅”变戏法儿似地从衣兜里变出了一个大口袋。


我扛起这40斤重的肉口袋,三步并作两步走,最后干脆小跑起来,还有几分钟就要开车了。


汽车发动了。


他手一挥,甩出一句——


“明天早晨到这儿来等录取通知!”


世界真奇妙!原本是物质的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3-3-17 23:36:34 | 显示全部楼层
欲 说 当 年 好 困 惑

“悠悠岁月,欲说当年好困惑……”

对于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来说,这首歌特别亲切。

时过境迁,物换星移。

20年以后,他终于说出了一句那时想说而又没权利说的话。

此刻,当记忆把我牵回那下乡的七年时,我才惊诧地感到:那些自己极力想忘却的,早已刻骨铭心,难以忘怀了!

我终于明白了,过去的永远不会忘记!它永远不会被新的东西所替代。

刚下乡的那阵,恰是农闲时间,闲得人心发慌脚发痒。于是,我们也加入了知青串门大军。只要听到哪里有知青,我们就往哪里串。方圆七八里,一家家知青屋硬是都让我们串过了。

几个回合以后,我们便有了自己的知青朋友。与我们的住所相隔一片乱坟包,再跨过一座桥就是一个祠堂,那里面住着三个成都女知青。她们又给我们串来了几个成都男知青和几个本县的知青。

这十来个知青便你来我往,经常聚会。而聚会得最多的地方,要算是我们的住所。

然而,好景不长。

自从1971年3月姐姐被调走后,这伙人都各找门路,一个接一个地跳出了“农门”。都走了,丢下我一人好孤单好孤单。

往往在我端起一碗饭的时候,就会突然想起那伙人在我们这儿“杀伙食”的热闹情景。心里酸酸的,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。饭也咽不下去了,把饭往潲水桶里一倒,就趴到床上去痛哭起来。

每逢如此,我便把自己关在屋里,整整一天不出门。

那年秋天,我割完谷子,天已擦黑。刚要进门,便听到一阵自行车铃响。回头一看,是吴艾,他已凭表现调到A县去当工人了。他是跟我们来往得最多的本县知青。

据传说,他的父亲是一个解放初期被镇压了的恶霸地主,母亲是一个场镇上的“现管分子”。

“你来干啥?”我冷冷地抛出一句。

“路过,顺便来看看。”

怎么会是路过呢?我这儿离公路少说也有十几里。我知道他是特意来的。

于是,他拿起扁担,帮我挑了满满一大缸井水。接着,他帮着点燃了火,坐在灶下,一把一把地烧,我站在灶前一铲一铲地炒。

饭做好了,我们各自舀了一碗,站在灶头边上就吃了起来,都闷闷地吃,一声不吭。

末了,他说了一声,“我走了”,便立即推起自行车消失在浓浓的夜幕中。

打那以后,每隔十天半月,他就要“路过”我这儿一次。从县城到我们生产队有30多公里的路程,他下班后就开走,走拢往往擦黑。从我这儿再到他妈妈那里还有十几里路,就只得推着车子步行了。农村没有路灯,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晚间是无法骑车的。有时,我回成都去了,他也来。听别人说,他走拢见门锁着,转身就走,从不打听。好像“路过”这里,是他的一种习惯,与我毫无关系。

渐渐地,我也习惯了他的“路过”。

当我独坐愁闷黄昏时,他的车铃就会突然在窗外响起;当我缸里的水快舀完了的时候,他就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,拿起扁担。帮就帮吧。我想,反正姐姐在这里时,他也是最勤快最爱帮忙的。

有一次,他帮那三个女知青推了300斤谷子去碾米,弄得满身满脸全是白灰灰,两个黑眼珠儿直打转,有个人还骂他没弄好。我在一旁都为他忿忿不平了,而他呢,只是尴尬地笑了一下,又脸红筋胀弯腰驼背地用鸡公车帮她们把米推了回去。

一切都和过去一样,什么也没有改变。

一天,大队支书请我去吃晚饭。饭后,我们便坐在月下喝茶。经过几番转弯抹角之后,他终于对我说:

   “吴艾的父亲是被镇压了的,你知道么?“

“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知道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放心吧!”

我们的对话就这么简单而含蓄地结束了。

当时,我觉得很可笑,可笑极了!不过,我还是领受了支书的一片苦心。、

我和吴艾怎么了?他从来就没有越雷池一步!而我呢?曾赌咒发誓如果在农村调不出来,八辈子不耍朋友九辈子不嫁人!我才不想养一个鼻涕兮兮的“小知青”出来呢。

那时,我满脑子只装了两件事:一是挣工分填“无底洞”;二是何时能调走。至于谈情说爱,完全没有感觉,真的,一点儿也没有。

走自己的路,让人家去说吧!

一切照旧。

就这样,他的“路过”一直伴我在农村度过最后的年月。

1975年12月,我戏剧般地调回了成都。

要返城的前一天,我到县上去办手续。七年的问题1小时就解决了,乌拉!

我在A县街上转悠了几圈,实在找不到事要办。我终于想起了他。去通知他一声吧,我想,免得他再从我那里“路过”。

我立即赶到他们工厂。

“明天就要回城工作了。”我说。

“哦……”他轻轻地感叹了一声,如释重负。

“送送你吧。”他说。

“不用了,有同伴在等我呢。”

我连蹦带跳地走了,走出很远,突然回过头去,只见他还呆呆地站在那儿,呆呆地。

两年以后,我在工厂突然收到一封他的来信。他回忆了过去的日子,字里行间充满忧伤,并“隔山隔水”、不明不白地邀我去爬峨眉山。

我却漫不经心而又莫名其妙地给他回了封信说:“过去的当然不会忘记,特别是使我饱尝人生艰辛的岁月。但我们不应该老是沉溺在过去的辛酸与不幸之中。

“我相信,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将会被新的环境、新的工作、新的生活、新的朋友所替代。“

他没有再来信。

时光如水,转瞬就流过了20年。

那年,我出差到A县,顺便去看望他。在那家工厂的一间设计室里,我见到了他。

“你还没有忘记我?”他激动地说。

提起往事,我们都感慨万端。

他谈到了他的女儿,还谈到他在工厂的革新和创造。并给我讲了一段使人屈辱的往事:我返城的第二年夏天,他们工厂女工宿舍发生了一起强奸案。据受害者讲,扭打中,她发现作案人的腿上有许多汗毛。很快,大家的眼光就集中到吴艾身上。他那不争气的腿上偏偏长满了毛。

先是保卫科长找他谈话,后是公安局的向他调查。理由很简单:吴艾是进厂那一批人中唯一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谈恋爱的人,外加毛脚杆。但是,没有证据,又说不出个所以然,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但他却从此在工厂里抬不起头。人们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瞄他。

人言可畏!

一年以后,那个罪犯在另一次作案时被抓获了。审讯中,他交待出在女工宿舍施暴的罪行。吴艾的“罪名”这才得以洗清。

很快,他在别人的撮合下,找了一个纺织女工,匆匆地结了婚。

“遇到这等麻烦事,怎么没告诉我?要是我早知道,一定帮你去找那个保卫科长理论一番。”我激动了。

“你不是说,过去的已被新的生活新的朋友所替代了么?”顿了一顿,他又说:“那封信,就是我受到侮辱后,最痛苦最孤独最绝望的时候给你写的。我仅仅是想约你到大自然中去,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而已。”

哦,我恍然大悟。

我无言以对。叹息道:“要是你一进工厂就找个女友,早早就范,就万事太平了。唉,像你这样才貌双全的男子汉,在大城市也是姑娘们争着‘上’的对象,在这儿反倒找不着女友,太奇怪了!”

“那就得问问你了!”

我震惊了!我的心在紧紧地收缩,我的记忆在苦苦地搜寻。

“在农村相处七年,你可从来没吭过一声!”过了好一会儿,我才抓到了这根救命稻草。

“那年月,我这个黑狗崽子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!还有爱的权利么?”

面对眼眶湿润,像是受了委屈的小孩般的他,我还能说什么呢?

我又能说什么呢?

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从他那里逃出来的。

那晚,我梦见自己来到海边,捧起一把海水,舔了一下,好咸好苦好涩,它渐渐地从指缝中漏掉了,却意外地留下一颗珍珠,闪闪发光。

我把他那被时代埋葬了的爱挖掘出来,珍藏在心底,直到永远永远!  

发表于 2013-3-18 16:26:56 | 显示全部楼层
技高电脑
这个值得一看,晚上回家慢看。
发表于 2013-3-18 18:09:58 | 显示全部楼层
妈妈能给女儿的,就只有一颗抄不走的心了…….

看得有些感动。
发表于 2013-3-19 14:59:05 | 显示全部楼层
这些要上点年纪吃过苦的人才看得懂才能理解
发表于 2013-3-23 18:51:58 来自手机 | 显示全部楼层
细看,很有感觉!
发表于 2013-5-10 22:36:11 | 显示全部楼层
千言万语甜品居
艰苦的日子不能忘记
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| 立即注册

本版积分规则

QQ|小黑屋|手机版|Archiver|新都综合信息网 ( 蜀ICP备07504139号 )

GMT+8, 2018-12-11 20:32 , Processed in 0.482059 second(s), 10 queries , File On.

Powered by Discuz! X3.4

© 2001-2017 Comsenz Inc.

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